刘瑜

  我很色。我承认。

  一听到他们说“男人嘛,长相无所谓的”,我就来气。一想到这句话的潜台词是“男人嘛,有事业就行了”,我就更来气。一想到这个“事业”,其实说白了就是指钱,我就气得浑身上下都胃疼。

  说男人长相无所谓,那是纵容。说男人有“事业”就行了,那是势利。这种观点又纵容又势利,用一种虚伪来掩盖另一种虚伪,我不同意。

  男人怎么就长相无所谓呢?这简直跟说“美国人嘛,国际法无所谓的”一样没道理。你想想,人家说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,你同意吗?你要是同意男人长相无所谓,就相当于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。你要是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,就是支持美国士兵虐待战俘。你要是同意美国士兵虐待战俘,就没人性。简而言之,你要是认为男人长相无所谓,你就是没人性。

  我不愿做个没人性的女人,所以我很色。

  我的“色”,可以追溯到初中时代的“初恋”。初中的时候,我们班最英俊的男生,坐在我后面。他有全班最酷的平头,最长的腿,最白的皮肤,最小的眼睛,最羞涩的笑容,而且还在长跑队里跑得最快。当他在校运会中,从操场那头迈着他长长的腿,迎着晚霞飞快地跑过来时,我的瞳孔里,只有一个不断放大的“帅”字,当这个帅字放大成 72 号狂草黑体字时,我的眼里就只有他了。多年以后,也只有萨达姆在法庭上发飙时,或者孙楠站在舞台上青筋暴露地高唱“你快回来――”时,我才能依稀回忆起初恋情人那荡气回肠的“帅”。可惜那时候我们都还太小了。我只在晚霞中站了一小会儿,我们就初中毕业了。然后我去了一中,他去了二中,两个人之间有了长达 10 分钟的自行车车程,无情的距离,生生是把我们对彼此的仰慕给粉碎了。

  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从那以后,我的生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帅哥。多年以来,从江南到北国,从北京到纽约,我不停地问,不停地找,不停地想,却不停地碰壁。我高中的“初恋”男友――对不起,我把所有的恋爱都称为初恋――非常有才华,能不带一个错别字地完整背诵世界名著《岳阳楼记》,可是他不够帅,比葛优大哥就好那么一丁点。于是,上大学之后,我把他不太英俊的身影,锁进了我杏花春雨的少女日记里,又把我杏花春雨的日记,锁进了我家黑洞洞的阁楼上。我大学时代的“初恋”男友,现在回忆起来,其实长得还是不错的,但是由于他的思想远远不如他的长相那么英俊,我又忍痛割爱了。从那以后,在寻觅帅哥的道路上,我餐风露宿,饥寒交迫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出国以后,更是目睹了中国留学生中帅哥严重脱销的局面。每次开一个 party,但凡有一个五官还比较对称、形状还比较科学的雄性,众多女色狼们就会蜂拥而上,将其包围得水泄不通,我只能不断吞咽着口水站在数层包围圈之外望梅止渴。

  长太息之掩涕兮,哀女生之多艰。

  这一点,我的小说《那么,爱呢》里的女主人公唐小瑛也可以证明。在一次复杂的心理活动中,她恶毒地想: “瞧瞧那帮男留学生,一个个长得丧权辱国的……”,固然,她这话有以偏概全之嫌,但也从一个侧面,反映了当今华人世界里帅哥供不应求的严峻形势。后来,我一个网友,干脆根据这句话,整理出了男人长相的几个档次:丧权辱国;闭关自守;韬光养晦;为国争光;精忠报国。

  随着对形势越来越清醒的认识,也随着自身条件的恶化,我的审美标准开始了全面溃退,从精忠报国退到了为国争光,从为国争光退到了韬光养晦。举目四望,不能再退了。我毕生的理想,就是找个高高大大的男生,他就那么随便一帅,我就那么随便一赖,然后岁月流逝,我们手拉着手,磨磨蹭蹭地变老。现在,一个理想主义者,已经退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,再退,就成了卖国主义者了。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。当然了,如果对方思想很帅,性格很帅,钱包很帅,我还可以咬咬牙,退到闭关自守的标准,不过这已经是极限了。丧权辱国?有你这么侃价的吗我说?我就是中关村卖光盘的,也得有个成本价吧。

  男同学们肯定在忿忿不平了,但是我说同学们啊,在一个“姿本主义”的世界里,是男是女,大家都面对现实吧。就许你们男同学们每天捧着美女杂志、点击着美女图片、观赏着层出不穷的选美比赛、开着恐龙的玩笑,不许我们女同学们看着你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肚腩,憧憬风平浪静的肚腩么。别告诉我帅哥都是花瓶,人家马英九呢,人家李彦宏呢,人家周杰伦呢。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帅哥。把帅哥说成都是花瓶,就像把才女说成都是丑女一样,是男权文化的两大神话,是当权的糟老头子们想出来的谎言,根本经不起推敲的。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戳破的。如果有个男人长得丧权辱国,并且在外表方面自甘堕落,还以为他挣的那两个铜板往地上一扔,女人就会目光如炬地冲过来。我会说,捡起你的两个铜板来吧,用它来买一个健身馆的会员卡,打造打造你的身材,趁着还来得及。